*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实施路径”第一板块“理论方法研究”部分与大家分享的内容。

图1 历代长城分布示意图（课题组绘制）

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计180处。其中，“万里长城－八达岭”、“万里长城－山海关”和“万里长城－嘉峪关”都作为“古建筑”类型列入其中。1988年，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计258处。其中，“金山岭长城”和“兴城城墙”作为“古建筑”类型列入，而“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和“居延遗址”却作为古遗址列入。那么，为什么有的长城遗存是古建筑，而有一些又是古遗址呢？

张依萌曾对国务院先后公布的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进行统计，长城相关遗存共计31处，其中古建筑类16处，古遗址类15处¹。根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的《“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总结评估报告》，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认定数据显示，长城总长超过21000千米，保存较好的仅有2000余千米，约占总长的9%；保存一般的约4200余千米（约20%），较差的3400余千米（约16%），差的约5000千米（约24%），地面遗迹消失的约6500千米（约31%）²。由此可以发现，长城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销蚀，保存较好的点段已经非常少了，这些遗存也成为古建筑类文物的重要组成。而大部分长城遗存因保存状态不佳，故而被作为古遗址类文物。

近年来，关于长城的文物类型在行业内有较多讨论，其着眼点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保护理念看待长城，在使用保护手段时，是将它作为“古建筑”，还是作为“古遗址”？简言之，即修到什么程度？但这一问题并非本文的重点，无论长城属于古建筑还是古遗址，我们在讨论的依然是地图上的一些“点”和“线”。

图2 山西白草口长城（课题组拍摄）

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合著的《内蒙古 · 长城地带》一书首次提出“长城地带”的概念³，“长城地带”在这里被看作一个地理区域。1939年，美国学者欧文 · 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提出“长城边疆地带”，他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⁴”，是自然、人文、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981年，苏秉琦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中提出考古学区系理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是其中之一⁵，并指出其范围“从东向西包括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三个部分”，“长城地带”由此成为区别于其它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关键特征。虽然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也从不同角度对“长城地带”进行研究和阐释，并出现了“长城带”、“长城分布地区”、“长城沿线区域”等一系列不同的指代，但是考古学使用的“长城地带”获得普遍认同，逐渐成为指代长城沿线区域的规范化名称⁶。

21世纪初，天津大学张玉坤及其研究团队开始关注长城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整体性，并对明长城沿线防御性聚落的分布规律、防御性特征、层级与规模、系统构成因素等展开研究，至今已取得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长城地带”还是“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或是其它一些指代区域的称呼，都反映出人们对长城的关注已呈现出由“点”和“线”向“面”上扩展的趋势。

图3 北京怀柔“北京结”长城（课题组拍摄）

2018年，陈同滨在《长城的文化遗产价值研究》中提出“长城是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人地互动的文化景观⁷”。那么，什么是文化景观呢？

1925年，美国文化地理学家卡尔 · 索尔在其《景观的形态》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文化景观”概念。他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群体（cultural group）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文化是动因，自然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在一种特定文化的影响之下，文化景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经历发展的不同阶段，也许最终会达到其发展循环的终点。随着不同的、外来的文化被引入，文化景观就会焕发新的生命力，一种崭新的文化景观也许会在旧有景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⁸”

其后，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开始扩展到生态学、建筑学、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其概念也出现很多新的扩展，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的出现对文化景观进行了重新认识。其一，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在文化景观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文化景观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景观是“文化的意象”，是“看的方式”，而不只是所见的客观情景。景观以“文本”的方式记录了人类主观意识和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其二，关心景观的社会空间性而不是其物质空间性，空间与地方不是文化的“容器”或“载体”，而是意义、价值、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形成以及产生效应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9-13。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遗产类型经历了20世纪60-90年代的酝酿期。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最早提出了对“人工景观”价值的保护。1972年，UNESCO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并设立世界遗产委员会、出台《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V）的人类遗产进行登录保护。但这一时期世界遗产被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虽然有混合遗产作为中间联系，但依然不能准确反映人类与自然的共生与互动。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文化景观作为独立类型于1992年纳入世界遗产体系，成为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之间的桥梁¹⁴。

20世纪90年代，虽然文化景观这一术语已经被广泛使用，但这个术语仍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词，具有多种含义，这也使跨学科合作变得艰难和复杂，尤其在多语言国际背景下，亟需一个基于公约所有签署方共识的标准化定义。在这个背景下，两个公约确定的正式定义尤为重要，一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公约》，另一个是《欧洲景观公约》。

1992年，《世界遗产公约》提出：文化景观代表着“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它们反映了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和/或自然环境带来的机遇，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

2000年，《欧洲景观公约》提出：景观指人们所感知的一个区域，其特征是自然和/或人为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这两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景观包含了3层含义：首先，文化景观是一个“区域”，是一个组织和管理上明确定义的地球连续表面；其次，文化景观是一处“风景”，人们通过感知景观，从而获得美的感受；再次，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它是人类活动在长时间历史进程中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形成的区别于其它区域的文化特征。

中国长城地带是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渔猎民族自古以来相互接触和交流的地带。这一地带因在土地类型上呈现出耕地、林地、草原斑块交错分布的特征，在地理学上也被称为“农牧交错地带”，人群的生业方式可农可牧、亦农亦牧、时农时牧。自战国时期开始，农耕民族或渔猎民族建立的政权为防止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开始在这一地带建设长城，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军事管理型带状区域。这一地带以北山-阴山-燕山-大兴安岭一线为中心，随着政权力量的相对强弱变化和气候波动不断南北摆动，这种特殊的人地关系在2000余年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中，孕育了特征鲜明的长城文化。在长城军事防御功能消失几百年后的近代，长城沿线开展的抗战活动使边塞文化获得新生，并进一步衍生为“长城文化”，长城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随着历史的积淀，长城也与沿线的山岭、草原、森林、戈壁、沙漠、农田、绿洲等丰富多彩的地貌景观融为一体，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风景审美特征。因此，长城同时具有文化景观的“区域”、“风景”和“文化”3个内涵。

图4 北京延庆九眼楼长城远眺北京城“中国尊”（董旭明拍摄）

长城，从古建筑、古遗址，到长城地带、长城防御体系，再到长城文化景观，是一个长城价值认知逐步扩展的过程，由点、线、面到完整的区域空间和风景，这个视图不断立体起来。

文化景观是动态发展的，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拒绝或接受它认为合适的新事物，它既坚持过去的形式，又在接受新事物中创造新的形式。我们将长城视为文化景观，可以将长城置于连续的空间和时间框架中，对其形成、发展和变迁进行研究有助于认清其发展规律，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加强当地社区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从而促进长城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讲，长城文化景观研究的目的是将文化（过去的历史）与规划（未来的愿景）相融合，为当今社会提供历史的结构化视图。

长城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长城是世界遗产，是值得全人类共同保护的文化遗产，还在于长城对这一地理区域的人地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并形成以长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也在于其大尺度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生态系统，它们一起呈现出这一地带无与伦比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高度统一的特征。抗日战争中，长城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被写入国歌，将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关心和维护这个特殊的区域，是为了给文化的传承与生态的保护提供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继续享有它¹⁵。

参考文献

[1] [2] 张依萌.观念与制度:长城保护维修的两个基础问题[J].中国文化遗产,2018(03):55-61.

[3] （日）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ž长城地带[M].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新时代社,1935.

[4] （美）欧文ž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5] 苏秉琦, 殷玮璋.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 文物, 1981(5):8.

[6] 段清波. 中国历代长城研究[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7] 陈同滨,王琳峰,任洁.长城的文化遗产价值研究[J].中国文化遗产,2018(03):4-14.

[8] Carl O. Sauer, '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in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ed. by J. Leighl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9] Jackson Peter. Maps of Meaning :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Routledge. 1989.

[10] 汤茂林,金其铭.文化景观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向[J].人文地理,1998(02):45-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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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蕾蕾.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J].人文地理,2005(02):77-83.

[14] 韩锋.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及其国际新动向[J].中国园林, 2007,(11).

[15] 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 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2035）[R].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