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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研究】汉代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空间布局研究(下)

发布时间:2021-12-30
作者:国家文物局

本文的原文《汉代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空间布局研究》发表于《古建园林技术》2020年3月(148期),经近期再次调研,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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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黑河中下游流域汉代边防体系空间要素分布示意图


  4  汉代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的空间关系              

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可凝练为“联系”,烽燧和城从拓扑空间分析角度都可以看作是“点状”空间要素,只是点的规模大小的区别,点足够大的时候即成为了面“点状”空间要素本身并不具备较强的军事作用,它们必须通过要素之间有效的信息互联才能共同发挥军事作用,通过连点成线、点线交织、面控点线的空间联系,组织形成网状的边防体系空间布局以守卫居延绿洲区域。

4.1 空间构成要素的间距分析

吴礽骧先生在《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中已对居延都尉府的边防设施间距进行了记述:“甲渠塞的河北塞,T3-T21烽燧间距约为1300米,约合汉里(一汉里=415.8米)3里左右。卅井塞P9-A22烽燧间距约为2000米。居延中心区域除K710居延城外,其余8个遗址形成南北向一条直线,西与甲渠塞的北部平行,相距约12公里,8个遗址的间距不一,少则2公里,多则6公里。”程喜霖先生在《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中对张掖郡居延地区烽燧遗址设置里距进行了详细统计:“居延地区烽燧遗址82座,烽燧相距1至2公里。《史记·封禅书》集释引张晏曰:‘汉祠五时于雍,五里一烽火。’《后汉书·马威传》所云:‘起烽燧,十里一候’较相近。”两位先生都已对居延都尉府的烽燧分布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分析,为笔者及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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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居延都尉府边防设施间距分析图
依据国家文物局公布长城资源认定数据对居延都尉府军事设施之间距离进行更为准确的距离统计(详见居延都尉府边防设施间距统计表),总体上看居延都尉府边防设施间距主要控制在1~2.5千米之内,设施间距每增加1千米的设施数量呈现公比为2的等比数列关系,由于烽燧设施的数量占比约90%,设施间距等比关系的主体为烽燧。微观上看烽燧间距的具体距离数值,其实史书所记载的“五里一烽火”和“十里一候”都是军事制度所制定的基本原则,而在实际的烽燧选址定位中,也考虑烽燧所在的局部地形地貌和水系特征而设置,烽燧间距与基本原则少则相差10余米,多则相差100余米。以甲渠塞为例,甲渠塞的烽燧设施整体连成一条直线,局部来看烽燧的连线实则为折线,形成“小折大直”的空间布局。烽燧间距遵循“三里一烽”的原则,实则烽燧间距和烽燧与障城间距各有不同,究其原因是烽燧的选址还要遵循“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甲渠塞烽燧线所在的伊肯河水系沿岸为戈壁滩地,地形虽相对平坦,但局部仍有土丘可以利用,烽燧之间的相互守望尤为紧要,因此尽可能选址于局部高地以扩大可视距离及视域范围,发挥信息传递的预警功能。甲渠塞的南段T15、T16、P1、A9和北段A7、T13均倚靠戈壁沙丘,T12和T13之间由于道路修建现已无遗存,但通过推测仍可以看出原有烽燧也应是东靠沙丘的;T18和T20之间现已无存的烽燧也应是东靠沙丘的。微观上看烽燧的选址充分利用了局部微地形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军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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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甲渠塞南段边防体系空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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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甲渠塞北段边防体系空间分布示意图
4.2 空间构成要素的密度分析

通过居延都尉府的空间要素密度分析也能看到军事层级制度在地理空间上的显现,作为军事单元中中心阵地的甲渠塞也是设施设置最为密集的,按军事设施密集度排序依次为卅井塞、居延中心区域和殄北塞。通过密集度的分析也能看到各个军事单元中军事设施的空间分布也是有军事层次考虑的,甲渠塞军事单元内设施最为密集的区域也是甲渠塞的中心区,以甲渠候官遗址为中心,越像两翼展开密度越低,甲渠塞军事单元整体性较强,军事集中管理性也很强。与其它军事单元的密集度设置有所不同,这与甲渠塞是守卫居延中心区域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军事单元有关。而殄北塞、卅井塞从密集度上看,并不是采取集中军事管理控制,而是通过局部设施加密将军事单元划分为数个军事段落进行分层管理。卅井塞军事单元内密度最大的区域是主干线与中间支线的交叉处,其次为主干线与北段支线的交叉处,以及西段两处设置单独烽燧T135和川吉淖尔烽燧的位置,而这四处密集区却又将卅井塞均匀的分为四个小的段落以便于军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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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居延都尉府边防设施密度分析图

4.3 空间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

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的整体方向约北偏东45°。居延都尉府的军事设施多数由于残损已无从考证其方向,通过《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等考古成果对设施方向的记录数据进行分析。总体上看各类设施的角度与边防体系整体方向有紧密关系,80%的设施方向均是北偏东10°~40°范围内。中观上看与各个军事单元的整体方向也有紧密关系。甲渠塞烽燧线整体方向为北偏东30°,烽燧也多以北偏东30°左右为主;卅井塞主体烽燧线整体方向为北偏东70°,烽燧以北偏东20°~35°为主。

微观上看单个烽燧多为方形,所以角度是烽燧布局和烽燧间联系的关键要素,烽燧角度的设置首先考虑了其周边水系流向和与其两侧烽燧的连线方向,继而根据烽燧选址的局部微地形进行烽燧角度的微调整,例如北偏东50°的T118烽燧和北偏西20°的T128烽燧角度与军事单元整体角度差别较大的原因是这两个烽燧处于烽燧线的拐点。而单个城址的角度设置相对独立,以正北稍偏东为主,与周边微地形环境和军事设施的关系并不紧密,而是在顺应边防体系整体防御方向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城鄣的正南北向,这与军事人员的农耕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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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居延都尉府边防设施角度分析图

    5  汉代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   

通过上述从历史地理空间的规划视角对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进行的分类空间分析,可以对其军事管理的层级设置和军事设施的选址布局的特征略窥一二。汉代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的空间布局规律可以总结为“依水设烽,连点成线;借势筑城,连网成面;高效机制,控制全域”,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的空间布局受到主观人文因素和客观自然因素的双重影响,而且这两种因素是相互渐进影响的,主观上军事管理者对军事管理制度和自然地理环境双重制约因素进行总体统筹,客观上军事设施在个体实施中空间布局上再次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军事管理者考虑微地形环境特征进行个体的局部布置调整,使人工军事设施与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共同发挥最大的军事效能。

汉代河西长城体系通过空间构成要素的设置控制整体防区的军防,形成了平面和竖向的三维立体长城空间体系。自东端黄河与咸水河的河口至敦煌郡最西端的广昌燧(东经093°08′,北纬40°07′)共计长城沿线约1180千米;南北自最北端的居延都尉的A1a烽燧(东经101°12′,北纬42°12′)垂直至长城主线张掖郡黑河水险跨越约380千米。长城体系南北和东西方向扩展距离的比值是1:3,同时南北方向的长城体系是两条,也就是说两个方向长城体系的整体比值是2:3。由此可见汉代河西长城在平面空间布置上也非常重视南北方向的长城军防,而非单独只占据了河西走廊的廊道空间。如果自初置的酒泉郡为中心计算,酒泉郡治至东、西、北端长城构成要素的距离分别是480千米、580千米、410千米,可见西汉河西长城初建以酒泉为中心的时期,已经考虑了平面全方位的长城空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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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汉代肩水都尉府和居延都尉府边防体系空间布局模型

长城体系竖向空间最低点广昌燧高程870米至最高点乌鞘岭气象站3号烽火台高程3157米,Z轴空间范围约2287米。虽然长城体系在Z轴方向的空间扩展距离相对于X和Y轴的距离比值很小,约几千分之一。但相对于河西地区自祁连山最高海拔5547米至敦煌盆地最低端马迷兔滩海拔约850米共计高程范围值域约4700米而言,长城体系Z轴设置占据了河西走廊竖向空间的一半。由此可见长城体系不仅在平面空间上多方向整体扩张,在竖向空间也尽可能对河西地区三维整体空间区域进行军事布控。

长城体系修筑占据河西地区整体三维空间为目标,因山势占据制高点以山为险,依水走向或以水为险,占沟谷借山为屏障,长城在河西地带建立了三维方向扩展的立体防御空间体系。汉代河西长城的修筑充分的利用了地利条件,长城体系各段根据不同军事防区的自然地形地貌特征,长城空间要素的类型选择、三维空间的选址等方面也有精心规划和布局,因此长城在三个轴线方向上的各段均呈现出空间要素构成和三维空间分布等相差各异的空间布局特征规律。

文字:刘昭祎(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图照:刘昭祎(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编辑:汤羽扬  傅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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