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京畿地区（州）县级的大运河沿运城市分布示意

图1 京畿地区（州）县级的大运河沿运城市分布示意

图3 京杭大运河地图1702（局部：通县-景县）

图4 1884全漕运道图（局部：京师-德州）

图5 清代京杭运河全图（局部：京师-河西务）

图6 清代京杭运河全图（局部：河西务-静海县）

图7 清代京杭运河全图（局部：静海县-南皮县）

据这17处（州）县级城市的县志记载，这些城市或在明朝之前无城，或建设情况在明之前不可查，但却均有明朝多次重修、增葺的记录。它们或在原有基址上修筑，或择周边附近重新修建，城市建设得到持续发展，目前留存的城址也以明清遗址居多。这些城市重修、增葺时间多集中在明中后期，修筑内容以将土城墙包筑成砖墙，增高城墙、加建女墙、护城河，增设城门楼等为主。一方面因砖墙抗压、防水及吸水能力均较好，为加固、增高墙体提供条件，并能有效抵御河水侵袭。另一方面则因明中后期匪患日渐猖獗，加固砖墙增强城池防御性。

从空间分布上看，北京地区（州）县级的大运河沿运城市间距设置较近，均在11至26km之间，表明为满足京师各项物质运输及其管理需求，设置承担多种职能的城市，各司其职。而河北地区（州）县的大运河沿运城市间距设置更平均，多在33km左右，也从侧面证明（州）县级城市的设置是经过系统规划的结果（图9）。

图9 京畿地区（州）县级的大运河沿运城市间距示意

我国古代城市建设，大多遵循古制，在《考工记》周王城图影响下，城池呈方形或略长的方形。即便是不完全根据王城制度建设，但也都以它的制度为原则，并强调与当地地形地势的结合，因地制宜，在规则中进行变换。[6] 如表1所示，共有14座（州）县级城市的城池形状呈方形或是略长的方形。其中10座城市城池形状十分规整，另外4座城市如通县因修建新城，故在城池部分城角改为圆角的基础上，整体呈方形折角形态；固安县、沧州、东光县主要是受周边地形影响（影响不大），城池一侧局部做圆角或方形折角的处理。而张家湾、永清县、南皮县3座受地形影响较大的城市，因地制宜，城池形状呈现极不规则的圆形曲折形或卵形

中国古代建城选址的首要原则就是择高地而近水。运河城市亦如此，即便没有紧邻河道，但在建设中首要思考的仍是城市内外的水系设计。一方面，与省、府（州）类城市相比，除通县、沧州、武清县外，这些（州）县级城市都属小城。按照古制，小城各面城墙都开一个门，呈十字大街，个别将县治所等重要建筑置临北城墙，设三门，呈丁字形大街，城外多有护城河，或借助水利工程将大运河水资源引入城内，城门外通常设桥梁。另一方面，不比南方自然水系发达，北方运河多依靠人工挖凿而成，“三弯抵一闸”的河道设计，闸坝、险工等水利工事设计，均体现出南、北方大运河系统的差异性。反映到这些城市建设上，便是在城内角设置各种功能性水池，并有机地将其纳入到水系规划中。

为何要在城内角设水池？一是因为运河沿线多为平原地区，在城内角取土，掘土垫基修筑城墙。二是受自然条件限制，北方运河更需加强水源调配能力，故将城内取土掘坑改为蓄水池实则一举两得。而这些蓄水池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此，还兼具理水游憩、防护、交通、降温、卫生等功能。如通县西海子即为建燃灯塔掘土垫基所挖，后在承担蓄水功能的基础上，还与燃灯塔共呈盛景，东光县马厂湾，交河县砚池、武水等也多此功能。水运至仓墙外的通县中仓，城内蓄水池则兼具交通作用（图10）。另据记载，固安县、永清县、青县、南皮县等军事屯兵为主的城市，其城内水池面积硕大，具有防护御敌的作用（表2）。

图10 通县及水系关系图（根据通州区图书馆提供的《通州市区域平面图（1954）》改绘）

综上，因多承明制，京畿地区（州）县级的大运河沿运城市建置呈现一定的相似性与规律性。如多呈方形或略长方形的城池形状、受城市功能影响的城池规模，体现中国古代传统营城思想；北京、河北地区沿运城市间距设置的差异性，与水系结合的道路结构、城内角设置功能性水池，体现京畿地区大运河沿运城市特色等等。这些特征赋予京畿地区（州）县级的大运河沿运城市特有的价值内涵与特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