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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研究】你知道河南也有长城吗?——新乡战国长城考古调查研究

发布时间:2021-12-25
作者:国家文物局


图1 新乡赵长城遗址位置图(根据中国长城遗产数据库改绘)



河南新乡位于太行山南麓,西临山西晋城,东接山东菏泽,北邻安阳,南临郑州,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晋豫之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新乡北部的辉县、卫辉的太行余脉上有古长城,现存长度53.5公里(图1)。2000年该段长城以“赵长城遗址”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并入“长城”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来这段长城不为公众所知,学者对其性质有赵长城、魏长城的分歧。为了进一步揭开这段长城的历史面貌,我们对该段长城进行了考古调查。此次调查借助3S技术、DEM模型获取与分析技术,探索了长城与环境的关系,基本掌握了该段长城营造方法,对该段长城的文化面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一、考古调查的新发现    




(一)鹿岭遗址
鹿岭遗址位于辉县鹿岭口。《辉县志·关隘》有载:“鹿岭口,在侯兆川东北隅,山上有墙,墙东为林县界。”[1]考古工作者在鹿岭村南部冲沟断面发现文化层堆积,距地表约2米,厚约0.4米,主要包含物为板瓦、筒瓦和日用陶器。并采集板瓦、筒瓦残片10余件,陶器残片3件(图2)。根据采集遗物分析,该遗址上限在战国晚期,下限到东汉。


图2  鹿岭遗址



(二)麦窖墓葬
麦窖墓葬位于辉县市张村乡麦窖村西部,调查队在麦窖村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豆柄等陶片。麦窖村大部分在长城西侧,东侧为一季节性河流。该村位于长城消失的山脚下,且有河谷流经,自然条件良好。据村民介绍,村南一带古称“老坟地”,村东有近代所立《隆丰亭序碑》,碑文提及“老坟地”,村民经常发现此类陶器。(图3)我们推测麦窖村一带存在东周时期的墓葬,墓区距离长城遗址仅100米,与长城关系密切。


图3  麦窖墓葬



(三)韩窑北山长城遗址
韩窑北山长城遗址属于公布认定的太公泉长城段一部分。调查在该段长城新发现了烽火台以及大量散落的建筑材料。调查人员在烽火台附近和墙基内采集到板瓦残片。烽火台平面呈长方形,长约17米,宽约15米,不见墙体,仅剩基础。烽火台面积约260平方米,西北角有塌陷,东墙似有一入口。边墙距离烽火台1-2处,基宽1.7-2米。初步分析墙基内陶片时代应为东周,烽火台附近陶片为汉代和北魏时期。(图4)


图4  韩窑烽火台







   二、关于长城的初步研究    




(一)长城的环境分析


1、历史环境


新乡段长城位于古黄河北岸,太行山南麓。在战国形势图中可以看出该段长城与赵国和魏国关系紧密。战国时期,长城两侧的重要城邑有共、汲、宁、林虑、石城、中牟、泫氏。战国初年,赵国迁都于中牟,此时河内地区城邑被韩、赵、魏三家共同占有。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赵国将都城从中牟迁往邯郸[2]。战国中期,魏惠成王六年(公元前361年)将都城从安邑到大梁。后赵与魏易地,赵将其旧都中牟县送给了魏国。而此时魏亦将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浮水一带给了赵国[3]。魏惠成王九年,魏攻取了赵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市)[4]。泫氏是河东与河内之间的交通要道。从安邑向东,通过泫氏,越过太行山的孔道可以到达魏国的河内地区。而共、汲[5]、宁[6]均为魏国所有,所以至迟战国中期新乡段长城附近城邑大部分归为魏国所有。(图5)


图5  战国长城形势图



2、自然环境
将长城资源点的GPS数据叠加到新乡长城所在区域的DEM模型,以三维高程模型表示,可以直观看到长城与环境的关系。长城的西北端深入太行山,东南端到达清水河(卫河)北岸,总体西北高而东南低。观察长城两侧山形,基本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东西两侧均有一些交通孔道的分布。长城最低点为最南端的连岩段,高程153米,最高处在狮豹头的双山岭,高程925米,相对高差约770米。由于新乡战国长城远离平原地区,季节性河流是长城及其两侧道路获取水源的主要渠道。调查显示十里河、沧水、淇河、洞沟河穿越长城,黑鹿河、香泉河的源头毗邻长城。
为获取长城的建筑坡度,我们计算了长城的坡度角。结合长城GPS信息获取DEM模型的坡度值,我们发现建筑坡度在17度以内的长城约89%,坡度超过22度的仅占3%。这个结果验证了长城的建筑选址具有科学性,充分利用自然山形降低了建筑施工难度。(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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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战国长城地理特征分析图



(二)长城营造研究   
1、建筑材料及表面特征的认识
新乡长城的建筑材料主要是黄土、白石灰岩、黄褐石灰岩、小碎石构成。黄土和石块是建筑长城的基础材料,黄土一般作为基础和填充物使用,石块是墙体和烽火台最主要的建筑材料。长城建筑材料是就地取材,新乡北部山区以石灰岩为主。石灰岩硬度不高,长时间受到风雨剥蚀,表面有程度不同的粉化,基础部分的石块表面有碳酸盐结晶并钙化。经过加工修整后的石材断面会形成沟壑状横纹,这是长城石材的主要表面特征,也是区分早期墙体遗存和近代防火山墙的依据之一。
2、长城营造与劣化过程
调查队在卫辉大池山乡的长城附近发现了几处石材加工场所,多位于长城一侧的缓坡平台。平台台面上有明显裂痕,岁月的剥蚀形成道道沟壑。还有加工成型的大块石材丢弃,石材上有明显人工开凿和加工的痕迹。鹿岭段长城西侧也发现采石场遗迹。结合保存最好的好汉坡段长城墙体的现状,我们推测出此类长城的修筑流程。第一步是挖基槽,垫土夯打。第二步在基槽内用大块毛石垒砌两侧。垒砌方法以平砌为主,兼用斜砌、立砌等方式,根据地形选择合适砌筑方式,尽量减少石间缝隙,不留空隙。第三步向大块毛石中间填充中小石块和土壤,填充高度与两侧的大块毛石平齐。
调查发现,战国长城建成后到了秦汉时期即被遗弃,长期的风化和雨水侵害造成石块的崩裂,逐渐劣化。长城墙基的石块下经常发现中空的溶蚀洞,这是填土被雨水冲蚀的现象。例如韩窑村北的长城墙基长期受到雨水冲蚀,经年累积形成一道明显的槽沟。(图7)



图7 长城变化示意图



3、烽火台的选址
本次调查新发现十二处烽火台遗迹(尚未被认定),大部分都位于山顶和山腰。根据烽燧的可视性原则,前后相临的烽火台要能够互相目视,也就是说至少三处烽火台应该具有可视性。我们将调查的十二处烽火台遗迹位置在DEM模型上标注,并用GIS可视性工具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相邻的长城烽火台都具有可视性。受到调查资料所限,烽火台数据不够全面,但目前掌握的烽火台基本能够保证相邻两处的可视性。如韩窑与郭坡,坡根与小青叶,大柳、好汉坡与歪恼,秦王恼、宝泉凹与秦王井,鹿岭南与鹿岭北。
(2)烽火台对长城边墙的可视范围也很广。烽火台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长城墙体,提高了烽火台的警戒作用。
(3)烽火台的可视范围主要包括长城两侧的交通道路。鹿岭烽火台可以看到连接山西到林县的道路、连接侯兆川盆地和临淇盆地的道路;郭坡和韩窑烽火台可以看到连接共城和朝歌的道路。
(4)烽火台的可视范围还包括长城两侧的平原和盆地。郭坡、韩窑、大青叶、坡根烽火台可以看到太行山南冲积扇平原;鹿岭烽火台可以看到侯兆川盆地和临淇盆地。
    由此看来,新乡长城的烽火台选址极为科学,不仅可视性范围较大而且前后连接紧密,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烽传体系,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传递军情。(图8)



(三)考古遗存的认识


此次调查首次在韩窑北山遗址的墙基内发现了板瓦残片与郑国祭祀遗址出土板瓦相似[7],应为战国晚期器物。由于未能发掘墙基和烽火台,两者地层关系尚不清楚,但根据调查采集陶片位置来看,板瓦应该是烽火台建筑的遗存,故推测长城建筑时期上限在战国晚期。此外韩窑采集到的板瓦残片还具有典型的北魏时代特征[8],素面内布纹,瓦口手抹波浪纹,故推测烽火台建筑的使用时间下限为北魏时期。
鹿岭遗址的采集板瓦应属于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早期的遗物,另一些筒板瓦绳纹勒痕较深,内衬布纹也较为随意,为布纹瓦制作的初期阶段[9]。内衬布纹的制瓦技术源于魏国[10],推测鹿岭遗址时代应与长城建筑时代同期。结合地理位置,鹿岭作为长城关隘遗址的可能性较大,其使用时间大致在战国中晚期到汉代。
1958年林县要街村(今辉县要街村)发现春秋战国墓群[11],是迄今经过考古发掘距离长城最近的墓葬。由于资料发表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长城遗存尚未引起重视,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易于忽视。这一墓群发掘的战国墓葬为竖穴土坑墓,仰身曲肢,头向西,腰部下有腰坑,腰坑内无随葬品。出土文物包括战国的陶器,经与新乡和安阳地区出土战国墓葬陶器比对,陶鼎与安阳张河固M3:1较类似[12],陶豆与新乡李大召M32:6较类似[13],应属于战国早期或中期偏早的器物。
从新乡北部战国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来看,长城南端有共城和汲城两处战国时期较大城址的夹持,而两处城址均属战国魏所有。两处城址周围有大量同时期的墓葬发现。其中固围村大墓是王侯级别的墓葬,琉璃阁、山彪墓群也有高规格墓葬存在。新乡长城北部地区发现有要街墓群,林州临淇区有几处战国遗址,但距离长城较远。(图9)从目前的考古调查资料来看,长城与西侧、南侧的城址关系密切。新乡长城最北端在穿越太行山的羊肠坂道处消失,起到了一定的军事作用。


图9 考古遗存分布图







   三、考古调查的意义    




鹿岭和麦窑遗址与长城本体的距离不足百米,而且都位于长城地面遗存消失区域,与长城关系密切。麦窖可能存在戍守士兵或修筑长城民工的墓葬;鹿岭遗址出现的大量战国到汉代的建筑材料,推测为一处重要的关隘建筑遗址;要街墓群的发掘证明了侯兆川与林淇盆地一带可能存在东周时期的城址或要塞址。韩窑烽火台的发现,证明了新乡战国长城存在烽火台建筑。长城的防御体系是由点及线,烽火台的出现不晚于边墙,可以通过必要的试掘探明墙体和烽火台的历时性或共时性。遗憾的是,此次调查尚未发现与长城关系密切的城塞遗址。下一步将扩大调查面积,向长城两侧寻找相关遗迹,找到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 周际华修,戴铭纂.辉县志卷四关隘.道光十五年修,百泉书院刻本:1.

2.(西汉)司马迁著.史记 第3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603


3..《水经·渠水注》曰:“自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赵之南界,极于浮水,匪直专漳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295.
4.. 《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州郡部引《竹书纪年》:“梁惠王九年,晋取泫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1.)
5.. 《战国策·魏策三》曰:“秦故有怀、茅、刑丘,城境津,以临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矣”
6.. 《史记·魏世家》曰:“通韩上党于共、宁,出入赋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637)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6:569
8.. 钱国祥,郭晓涛.北魏洛阳城的瓦当及其他瓦件研究[J].华夏考古,2014(03):108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洛阳发掘报告 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M]. 1989:150
10. 段清波,于春雷.布纹瓦及在秦地的传播——来自陕西早期长城沿线的观察[J].考古与文物,2013(03):57
11. 张静安.河南林县发现春秋战国墓葬[J].考古,1960(07):71
12. 赵新平.河南安阳张河固遗址东周墓葬的发掘[J].华夏考古,2000(02):36
13. 韩国河,赵海洲,张继华.河南新乡李大召遗址战国两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5(04):6


 


(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0年第3期《新乡战国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本文经作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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