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雄关，八达岭长城闻名中外，亦为古居庸关所在，其南侧温榆河为京杭大运河的源头。所以八达岭古居庸关同时为北京三大文化带的枢纽：大运河文化带之最北源、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之最北端、长城文化带之第一雄关，其历史地位崇高无比。可是，对于居庸之名的含义和来源各说纷纭，值得探究。

《汉书·地理志》载：“上谷郡居庸有关。”此居庸关本在八达岭。八达岭长城关城建在关沟北口，燕之上谷塞，秦之居庸塞，汉置居庸关于此，是历代长城上的重要关口，自古为中原通向塞外孔道，太行八陉之最北一陉，名为居庸陉或军都陉。

居庸关，有许多说法强调是因修筑长城而置，而且还归于秦始皇“徙庸徒戍此”。如元翰林学士王恽：“居徙庸徒于此，其城在今居庸关”。而且释解“居”是流犯流放的所在地，“庸”当城讲，居庸即流犯城。甚至还说居庸是今延庆县城。就本源考察，此说差矣。

明摆着，相当多的文献都说过“居庸”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古籍，《吕氏春秋·有始览》：“地有九州，山有九塞”，何为九塞？“曰：大汾、冥阨、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此书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也就在秦始皇修长城之前。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却置之不理，偏要将“居庸”一名还源于秦始皇“徙庸徒戍此”修长城呢？

居庸之功释疑

今有学者考证为据^[1]，强调居庸本义源自“民功曰庸”，谓“法施于民，若后稷”治民有功，民为庸，故所居功绩等级为庸功。在《国语•晋语七》《悼公使韩穆子掌公族大夫》中，韩穆子说：“臣闻之，曰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韦昭注：“国功曰功，民功曰庸。”这里的功、庸同指功劳、业绩，治国有功为功，治民有功为庸，庸为功劳的类别或等级。更早见于《周礼•夏官·司勋》:“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法则），以等（等同、体现）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旗帜），祭于大烝（配享宗庙），司勋诏之（诏告）。大功，司勋藏其贰（副本）。掌赏地之政令。凡赏无常（不限定），轻重□功（大小均据功绩而定）。凡颁赏地，三之一食（征税取三之一），唯加田无国正（不加税）。”

郑玄注逐项释解：“辅成王业，若周公（勋）；保全国家，若伊尹（功）；法施于民，若后稷（庸）；以劳定国，若禹（劳）；制法成治，若咎鲧（力）；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多）。”故此，居庸之义乃是居庸之功，即据有庸民之功绩，能够居庸功之高位者。以此等级作为天下九塞等级的评定，表明关塞的重要性有些道理。正如论文作者解释：居庸关塞是自然存在的，并且早于秦始皇修建长城。而且即使徙居庸徒修建的可不止一处关塞，还有长城、陵墓、城池等大型土木工程几乎全部为庸徒所建造，为什么以庸徒所居、以庸功之名命名北京的这个关塞呢？这个传说当然自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孟姜女哭长城一样，广为流传，让秦始皇背锅了。

不过，以庸功之功名命名居庸关，也仅是从重要性角度来说的，其内在的必然性应该另有原因吧。

说到“庸”字，其义为平庸、庸常、庸俗，如庸徒指最普通的底层老百姓，如民夫、佣工、庸夫、庸人等。讨论庸字，需要考察“庚、唐、康、庸”四字，这四兄弟极其相似，特别是甲骨文、金文的构型几乎一样。遗憾的是，如同许多古文字，至今众说纷纭，难以确定其本义来源。即使所谓的权威字典、词典等都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信服。当然，民间亦有许多古文字研究者，却不乏真知灼见。本文比较认可的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古文字大家康殷先生^[2]，释义“庚、康、唐”源自农家谷物脱粒（车、机）；“庸”则源自“墉”墙，但未说清如何演绎。二是网络文章《庚字族》一文^[3]，释义“庚、唐、康、庸”就是晒场打谷的一系列农活，具体说是用木杈往簸箕里填装谷物簸扬，与康殷一说很接近。受两个学者启发，本文给出关于这四字的系列字义最新推断如下：

首先，把持一把谷物或装入簸箕中，或向脱粒装置（如车、机之上或其中）投入谷物为庚，须一把再一把、一次再一次地连续动作。故庚字有赓续之意。

其次，簸扬、借风或于风口（类同鼓风机）吹风为唐，唐字下口字符代表簸箕开口、风口和吹风。故唐字有大和大言之义。

再次，经簸扬操作，所获之实粒为康，为最终收获，表示丰盛、富饶，引申安好、和谐等意义，如小康、康乐、健康。

最后，簸扬所弃、或在出风口簸扬所出麸皮、糠皮、桔梗、草叶等为庸，其义为不可用之余物，即为庸常、庸俗、平庸本源。其后，随着文字发展，经簸扬所筛分出的实粒为康，部分尚可用者记为糠，以示区别，后有“吃糠咽菜”之说。

可以看出“庚、唐、康、庸”紧密相关、相互连贯为一体，代表打谷扬场的状态、过程和效果，表示了农业生产中谷物脱粒簸扬的完整过程。在中国古代文字初创时期，能够有如此细致的农作物加工技术是完全可能的，不愧于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传统。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用杵和石臼舂米，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了。《天工开物》总结到：“凡攻治小米，扬得其实，舂得其精，磨得其粹。风扬、车扇而外，簸法生焉。其法篾织为圆盘，铺米其中，挤匀扬播。轻者居前，簸弃地下；重者在后，嘉实存焉。”

再看文字，庚为四字中的最初字，本义代表脱粒和簸扬全过程。其甲文，金文，似乎为使用“连枷”敲打谷物脱粒，或把谷物放在“簸箕”“用”（或为木架、木桶）上摔打，至今尚有农民采用这样的方法。庚衍申为秋收、丰收，适当秋天，所以“庚”又比喻为金、为西方。脱粒需要“连枷”使劲拍打，需要强硬，表意坚强。庚义同更，使作物形态变化，然后可交换，引申为转换中的连续，即赓续、交换、赔偿。此阶段为秋收之际，七月为始，天干为七为庚。

簸扬之开口、之风为”唐”，但如果忽快忽慢、忽小忽大就是“荒唐”。唐字，甲文，金文，说文。其下之“口”当为扬或借助阳气之风，故《说文》释为阳，也是有道理的。火塘之为塘，也是需要吹风的。至于是如何鼓风尚需考证。塘为堤坝，类同簸箕之“三围”之帮，此为塘字源于唐的意义。

庸字，甲文，金文，其下可为桶，亦为容器。《说文》：“庸，用也。”此用乃脱粒后堆积余物之所用。

另外，因“庚”之“连枷”的敲打、“唐、庸”产生风声，均演绎出敲击、打击、吹风相关的音乐概念，故有庸钟。庸还有庸何，难道、岂等意义，取于疑问庚、庸的效果是否达成，如脱粒干净否？庸物如何处理？

说到“庸俗之物”，当为舍弃堆积，而“庸”又是“墉”的本字，可理解为将“庸物”当作垃圾尘土处理，或掺入土壤中成为“泥草”混合物用于修建城墙，这是非常理想的，也是古人完全能够想到的。“墉”字又可表示类同簸扬谷物，使用土箕向墙上传递、逐层簸撒泥土，故在庸上加“土”为“墉”。所以簸扬之“庸物”用于堆积成为“墉墙”，应该是“居庸”之“庸”字的本源，比“庸功”要靠谱。

《水经注·湿余水》说居庸关：“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此处的墉字很有意味，说不定注解《水经》的郦道元可能下意识的由庸想到了墉呢。

本文已经探寻了庸与墉的本源关系。而《说文》：“墉，城垣也。”看看，一句话直接联系到了城墙。《传》曰：“墉，城也。崧（嵩）高。”“庸墉，古今字也。”指明墉即庸字。“墉者，言其外之墙垣具也。”建造外墙为墉，即郭墙。还有《诗·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这是一般的屋墙或院墙。《诗·大雅·皇矣》：“与尔监冲，以伐崇墉。”《易·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均为高墙。《左传·昭公十八年》：“祈于四墉。”这是指四围的城墙了。《礼·王制注》：“小城曰墉。”“又筑土垒壁曰墉。”《释名》：“墉，容也，所以隐蔽形容也。”这是防御之城墙、大墙。《仪礼·士丧礼》：“堂中北墙谓之墉。”《礼·郊特牲》：“君南向于北墉下。”似乎墉字之初与北墙有关，而居庸关之城墙就在中国及其燕国的北界，这一点很有意义。

古文字垣、墉、城、郭、堵等字义均与墙壁有关，古人傍河而居，在黄河下游的广大平原营穴而居。先民或许为了避免洪水来袭便筑垣墉防备，但是墙各有别，有矮墙亦有土墩形建筑。但是，"墉"作城义讲是比较晚的，大概到先秦时期仍不释为"城"。后来不少学者把"墉"之初始义释为城，认定该字为城的形象，中心方形为城垣，两面或四面为城门楼，这显然是后来建筑发展成熟而有整座城布局之后的事情了。

其实，从古文献可知"墉"之本义与墙有关。《礼记》中就有两处关于"墉"的记载：“君南乡于北墉下。”（《礼记·郊特牲》）“君升自阼阶，西乡，祝负墉南面，主人中庭。”（《礼记·士丧礼》）

很显然，此两处的"墉"专指的是堂中北墙，而其他几个方向的墙仍称之为"墙"。如此可以大致确定"墉"之本义当为殿堂北面之墙。据有关学者研究^[4]，周朝的明堂北墙并非一般的墙，独特的名称为"墉"，源自商周时期的夯土部件，后来"墉"变化为带状的墙或城墙，而后意义进一步扩大指称城。是否可以理解，本文推测北壁是古人建房的第一堵墙，最厚重之墙。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部分区域的人群来说，这也是合理的建筑需求。

“墉”为北墙，墉、庸为古今字关系，那么居庸就是居于北边之墙，居庸关就是北边之关城。此意义当为居庸二字的本源、本义。北边当然指燕国之北，从居庸之名看，必与燕国之北城墙有关。

居庸关作为燕国北界之关城、在北方设立的一座要塞，最大可能就在山戎“病燕”（指侵掠燕国）和齐桓公伐山戎之后，燕长城修建之前所建，后来成为燕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燕昭王姬平十五年甲子（前297年）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退千余里。为防止东胡再次入侵，此时开始筑燕长城，自造阳，东至襄平（今辽宁辽阳），长达千余里。并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拒胡。造阳在今怀来县新保安镇北7里枣二口村东，当地称之古枣阳县城。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长城。

居庸因修筑长城而置，要早于秦始皇修长城。而此前此地城墙当为燕长城，故居庸关最早必为燕长城关塞，与燕长城同时建成而成名，时间当为燕昭王姬平十五年甲子（前297年）。检阅北京地名，发现除了幽陵、幽都、蓟、燕之地域名称之外，有史以来对于具体地点的最早地名的记录就是居庸塞（居庸关）了，极有可能在随着燕长城的修建而建立，并由燕昭王命名。

有关秦始皇“徙庸徒戍此”修建居庸关及长城的说法是错误的，而燕国“徙庸徒”修建燕国长城是否有可能呢？城墙必为有组织的群体劳作，但也正因为庸徒之劳作过于广泛，以此命名居庸关缺少独特性和说服力，值得怀疑。利国者功，安民者庸，如果居庸利国安民，就不会有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了。所以必须抛弃秦始皇徙居庸徒修长城之说，还居庸关之本来面目。简单说居庸为燕国北长城，建于燕昭王姬平十五年甲子（前297年），同时被燕昭王命名居庸，是北京最早的地名之一，距今2318年。